果壳网专访,公民科学碰撞专业规范

科学传播,能否撼动热点话题?

研究让我们明白,科学传播的行为受制于很多结构性因素,比如社会因素和心理行为因素。

比如媒体求新求异求轰动这一结构性特征,注定与追求证据、严谨的科学表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仅仅靠把科学通俗化就可以解决的。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恰恰应该正视这种结构性矛盾,而得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对于大众媒体的科学文本,我们通常就没有必要呈现科学具有的条件性特征、没有必要体现高度的严谨,但同时,我们应该确保大众媒体文本不违反科学的基本事实。

从心理因素来讲,核心在于人类是否对科学知识给予足够的注意力,是否通过特定的认知渠道来筛选科学信息和形成科学态度。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维度,学者们已经发展了众多科学传播理论,在此我只强调一点——说科学知识并不是人们科学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不重要,而是说科学知识需要与注意力因素以及认知框架共同发挥作用。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科学家受邀给人们作科普,一些听众根本对此不感兴趣,但不得不参加。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没有调动注意力资源,就不会发挥作用。如果科学家讲的是争议性议题,比如转基因,听众对此很敌视,脑子里觉得科学家在说谎,那知识也没有发挥效果。

但对另外的没有先入为主的群体,比如小学生,科学家的科普讲座就可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形成积极运用科学知识来筛选信息的认知框架,这个时候,知识就起到了作用。

再多说几句转基因,转基因的确是最激烈的科学争议。围绕着中国的转基因传播和公众认知,我和合作学者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我的总结就是,转基因在中国成为持续的争议,与社会性因素和公众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开。

从社会性因素上讲,国际的转基因争端提供了机遇,主导转基因的农业部作为弱势部委无法主导舆论,转基因在中国被勾勒成政府信任、政府可信度这样的议题,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

从心理因素上讲,决定公众科技态度的最核心几个因素(变量)——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都在成为积极影响公众态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筛选判断信息的框架,都在影响着公众对已经成为热点争议的转基因议题的接纳或拒斥。

总之,在这个议题上,我不太乐观。但我不认为转基因就会成为中国公众科技态度的试金石。不接受转基因,并不表明公众就不够科学了,是其他比科学对他们更重要的因素主导了他们的判断。实际上,多年的科学传播实践经验和几年的理论学习,以及对美国转基因传播、应用的考察,让我倾向于认为,转基因的应用与否、应用的程度,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

我也注意到,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最近的报告再次确认了转基因的安全性。但如上所述,我不认为这些权威报告作为知识或信息,能完全扭转公众对转基因的担忧,原因就是上面说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以及心理认知机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究竟中国有多少家媒体会报道美国科学院最近的转基因报告?又有多少媒体会报道两次?报道了又有多少公众会注意到?这些都表明,知识并不是决定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唯一因素。

本文另一作者为范敬群。

崔永元和柴静两人,都是以个体公民身份,为了公民的利益调查科学相关问题,完全符合“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与“公民记者”的定义。因此也有许多人将两个作品并提。单从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上来说,这两个调查纪录片确实是很好的观察中国的公民科学行为的切入点。不过,同是引发舆论热赞的深度科技议题调查,引发的专业评价却截然不同。
深入分析两个作品,也能发现,两者在科学态度上有着本质不同。

怎么转去读博的?

攻读博士当然是个大决策,是人生重要的转变。我最初其实没有想着系统学习科学传播理论。这是因为实践者的偏见吧,总觉得科学传播的技能是要靠实践来掌握。

当时让我做出这个选择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进入高校,让我一直在坚持的科学传播的公益事业有个依托的平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NGO很难(这一点,科学松鼠会的同仁应该深有体会)。也不能说没有学术追求,就是希望把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做个系统总结,解答很多实践中的困惑。

威尼斯正规官网 12012年5月,贾鹤鹏(后排右二)与其他MIT
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在项目结束时合影。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但开始读博后,才发现美国的博士并不训练实践技能,甚至不特别关心实践,主要是发展理论。经过几年学习下来,现在才感觉有点把握理论结合实践了。

如今在美国,“科学传播”这个学科的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有最传统的、面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的科学普及;有源于科学社会学的、思考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批判性科学传播;还有传播学领域的、以科学议题为对象的效果传播研究。

此外,与科学传播同源的学科还包括风险传播、健康传播和环境传播,它们可以在一起笼统地称为大科技传播。

还有技术传播,研究互联网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影响,这一领域并不专门关注科学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所以也被笼统地归进科技传播。

上述的科学传播各个分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路线上有很大不同,既自成体系,又互相交融,彼此也不乏批判。比如说,批判性科学传播,对传统科普中的科学霸权或者科学家在传播中支配性地位有很多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但同时,这些对科普进行批判的科学传播研究者,很多与科学界保持了密切关系,与被其批判的科普工作者一起结成了专业科学传播的小圈子。

而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学者,虽然其默认前提是“不质疑科学信息,专注于探究公众接受科学信息的过程及效果”,但他们反而往往不在这个专业科学传播的圈子里。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2012年开始,美国科学院连续两年召开了“科学传播的科学”研讨会,其参加者主要是传统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

目前科学传播的各大传统正在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也可以说是在酝酿巨变。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从理论上推翻了科普的合法性,提倡公众参与科学模式,但在过去10年来,欧美各国普遍开展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并不成功,目前业内也在反思。最突出的问题是,科学传播者呼吁要让公众参与,但公众并不领情,参加各种活动很不踊跃。此外,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等方面,“公众参与科学”都存在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在传播效果研究这条路上,传播学者发现了大量与人类认知行为相关的传播规律,很多规律是基于心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前提——人类注意力有限。他们提出“科学传播的科学”,在科学传播领域检验和发展这些规律。

我自己受到的影响,是充分认识到传播过程的复杂。但我也认为,这种复杂性不该成为科学传播学者和实践者推脱的理由。相反,在认识这种复杂性的基础上,我们更能理解科学传播的过程和障碍,更能通过可控的手段,推进科学传播的工作。

我的个人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理解中国的热点科学争议,这就包括转基因、反水电或者核电。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是把社会性、结构性因素与心理性因素结合起来,去理解和预测人们对争议科技的持续性态度。同时我还希望在不同的争议性科技之间进行对比。比如政府信任度,是否既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又决定对纳米技术的态度?我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与此同时,我认为中国围绕科学传播的经验研究也在起步阶段,有大量内容、变量值得去发掘。在这方面学者有很大的机遇,而学者的研究也会为实践者提供很大的借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尽管转基因的安全性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肯定却长期被大部分公众拒斥或担忧呢?

公共利益、情感与专业精神的角力

 

但在另一方面,崔永元的对抗性与执着精神,恰恰使其得到了公众的赞誉。实际上,柴静的《穹顶之下》也体现了对治霾不作为的政府机构的抗诉。毫无疑问,这种以公共利益为依托的执着与抗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为两人的作品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使命感。

 

情感的宣泄,是否就与上述的科学传播追求证据和逻辑的“冷静”专业性形成了对立呢?《穹顶之下》利用科学话语的成功叙述表明这种对立或者不存在,或者可以消除。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何以凸显了这种对立呢?

 

如果仔细对比《穹顶之下》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我们会发现,两者在这方面的根本不同,在于情感宣泄的靶点完全不同。在《穹顶之下》中,柴静因为孩子的病情而表达出强烈的情感,但随即,这种情感被导入应用科学证据对现状的调查和对政策不作为的抗议,在这里,情感的指向不是对抗性的,反而为冰冷的科学数据增添了感召力。

 

反观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不同,不论是其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麦格劳林教授的采访,还是对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发出的挑衅性采访问题,还是其对各种体制外“科学家”信源的采用,无一不充斥着对主流科学体制和结论的对抗。对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的受众,这种对抗性自然也很有打动力,但这种对抗性无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结果,因而难以产生有价值的政策结果。

 

当然,细观《穹顶之下》,我们也不难发现,该片自始至终贯穿了对“有义务没权力”的政府环保部门的力挺,片中也处处可见得到了各级环保部门和环保领域知名科学家的支持。评论者也据此对《穹顶之下》提出批评。然而,公民科学传播与中国现实权力结构的博弈,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笔者只想指出,《穹顶之下》的这种政治正确性,并没有与科学传播的专业规范构成冲突。

 

总而言之,公共利益为公民科学传播赋予了正当性,情感的表达为其增添了感召力,但只有当这些活动基于科学证据、遵守科学规范,它们才能在科学上和政策上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编辑 游识猷)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对本文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指导并亦有文字贡献,特此致谢!

2012年,他40岁,又放下这一切,去读科学传播博士。

威尼斯正规官网 2图为曾引起广泛争论的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右)与普通大米(左)的比较。图源:

公民科学与公民记者

 

一般来说,西方的公民科学运动起步于科学传播的民主活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标志着科学传播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与学术领域。面对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科技界决策者呼吁提升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但科学界这种由科学家来教育公众理解科学的传播模式,很快遭到了科学传播界的颠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公民科学得到了发展。不过,公民科学自从这个术语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分歧。它既指代普通公众以公众利益而不是科学优先性的原则积极传播和参与科学事务,也包括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界的利益而投身于公民运动;而在美国,公民科学更多指代“公众参与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不论是哪一种公民科学,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公众出于自身的关切和喜好参与到科学进程中。它们也代表着公众出于自身或公共利益对科学发展进行“平等”和正当的探询。

 

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探询科学发展这一视角,又与公民记者的概念有了交集。“公民记者”指的是非专业记者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报道行为。实际上,由于在西方,涉及环境等科技议题已经成为基层民主政治的主要议题,所以公民记者的报道实践也与环境科技议题有了紧密交融。

 

本文笔者最近刚刚与2014年普利策图书奖的获得者、调查新泽西地区上百年环境治理的《汤姆斯河》的作者Dan
Fahn就公民记者的话题进行了交流,后者作为纽约大学教授和该大学环境科技报道项目的主任,认为公民记者更多指代那些超越于包括媒体在内的机构利益、为了探究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的真相而进行深入报道的人,不论后者是否为媒体工作。对于这些人而言,专业素质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公民科学传播与科学专业素质

 

柴静和崔永元制作和传播科技题材的专题片,当然可以看做是公民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即某一类有资源、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公民(及其背后的支持团队)进行科学传播的实践案例。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以公民身份进行了PM2.5的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公民参与研究。由于柴静和《穹顶之下》的强大影响力,可以想见,今后科学研究的议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公民科学的影响。

 

柴静所为,不但普通公民做不到,绝大多数有资源、有能力甚至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都做不到,但其传达出来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和理念是和公民科学传播理念一致的。这也是柴静在视频中想要传达的形象和身份。

 

然而,不论调查雾霾或转基因的专题片影响有多大,不论柴静和崔永元作为公众人物可以调用的资源有几多,要让其行动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专业性是无法忽略的门槛。对于传播或调查科技问题的公民记者而言,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尤为重要。而调查过程中所用的方法,甚至比调查得出的结论更为重要。

 

原因很简单:探究自然或经济社会真相的研究活动,本身已有公认的规律。这个规律与传播力度大小并无关联。只有顺应这种规律,才能更加接近真相,也只有更好的利用这种规律,才能有助于研究行为,也才能产生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或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良性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科学传播或者说公民记者的科学调查要做的,不是破坏科研活动的这种规律,而应是在顺应规律的情况下,调动更多的资源,拓展研究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促进研究信息对公众的透明化,支持研究的结果能进入到政策辩论或博弈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柴静的《穹顶之下》做得更加到位,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这么讲,并不因为柴静在《穹顶之下》中采访到的院士和知名科学家数量远超过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也不因为柴静应用了更多的数据和文献。虽然这两点相当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背后所体现的专业性精神和操作手法。

 

怎样成为科学记者的?

我是个文科生。

1994年,我从国际新闻系本科毕业。在老家内蒙古作了两年公务员,又考研究生离开了。1999年,我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中西文化比较硕士。我还在《中国日报》当了很久的财经记者。

威尼斯正规官网 32001年,财经记者贾鹤鹏在日本东京参加第18届世界媒体大会。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之所以进入专业的科学新闻和科学传播领域,成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科学记者,是因为2002年在清华大学著名的公共政策学者薛澜教授引荐下,结识了“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的创办人戴维·迪克森(David
Dickson)。我在清华读硕士时常与薛老师等接触,他也涉猎国际科学传播的圈子(他是从科技政策切入的),就推荐了我。

很多人影响了我的科学观。但回想起来,影响最大的还是迪克森。他在创办SciDev.Net之前是Nature的新闻编辑,再早也曾为Science工作。

当时我在中国日报,先是报道政法,后来报道产业经济,做的科学报道主要是产业报道的副产品,且数量很少。客观地说,当时我最多算个科学活动记者,报的科学事件都是“科技部出了个什么什么政策”。据我所知,那时候大多数所谓科技记者都是这样的,即便报道科学成就,也从不需要看论文,因为报道的目的是宣传,不需要搞清楚这项科研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结识了迪克森,我才知道规范的或者专业的科学新闻是什么样子。需要读文献、需要找同行评议、需要判断科学家说话的可靠性、需要确定一项研究的真正意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但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科学记者,这些都必不可少。

而当时最直接的激励,其实是稿费。迪克森邀请我为SciDev.Net写稿,还为我引荐了很多Nature系列刊物的新闻编辑,Nature系列刊物一个单词一美元,非常有诱惑力。但是要求也很苛刻,比如《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
),强迫我大量学习,为一个具体报道苦读文献。

当时真是难呀,我是文科背景,咬着牙读论文。在这一过程中,迪克森给了我很大帮助,他非常严谨,改稿仔细。在我们的通信中,他还时常给一些方向性的指导。

而且随后我发现,因为替Nature系列刊物写稿,中国的科学家们都非常尊重我。可以说“名利双收”。就这么着,硬着头皮把读论文写报道的习惯养成了。

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人生总是要在关键的地方,结识一些关键的人,给自己提供关键的支持,才会做出影响终生的重大决定。迪克森就是这样的人。非常遗憾,他在2013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了,才66岁。

威尼斯正规官网 4戴维·迪克森(1947-2013)。图片来源:www.scidev.net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迪克森。而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是最初接触转基因报道。

2003年,我正在转型成为专业科学记者,此前我报道过不少科学议题,但都是以财经记者的角度报道科学产业,几乎不涉及科学本身。

威尼斯正规官网,这次不一样,我怀着此前做批评性报道积累下来的热情,准备报道转基因如何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

我联系上了中科院的朱祯研究员。

朱祯一点也不回避争议,他把所有争议(有些甚至是我没有想到的)都给我列举出来,并非常坦诚地一一解答,对这些争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对一些可能的潜在威胁,他同样坦然作答。我得到的信息,比我预想的更新更全面。

那应该是我最早报道科学争议的经历,这次采访彻底改变了我对转基因的态度。但比起对转基因这个个案的态度改变,更大的收获是这次采访经历(以及随后采访黄季焜)让我理解了“循证报道”。

威尼斯正规官网 52007年,贾鹤鹏(左二)与三个中国棉农代表一起,探访菲律宾转基因农业作物种植情况。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自己也有一些老习惯,我更尊重专家研究者(相比官员和企业家);更尊重文献(相比政府文件或其他媒体报道)。这些习惯,可能奠定了我面对争议性科技议题的态度。

这些年来,科学带给我的收获远大于麻烦。非要说麻烦的话,主要就是与周围人争论,特别是一些争议性的科学议题,比如转基因、比如地震预报。这些话题人们一般不谈,一旦谈起来往往带情绪,争论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我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科学记者后,个人的交往圈子也变化很大,与很多原先结识的批评性记者的接触变少了,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争议性科学总是无休止的争吵。

20多年来,各国学者对造成转基因争端的社会政治因素、传播形态以及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谈不上汗牛充栋,但可以肯定的说,有关转基因的科学风险传播研究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技术。它所面临的现状,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社会对于公共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和对技术专家治国趋势的反抗;科学界对传播知识的迷恋和对照顾受众情感的漠视;舆论界在农业生物技术上对风险意识的强调所引发的负面报道。

 

给果壳和松鼠会提点建议吧?

我得说,我是一个一线科学传播实践的逃兵,5年来一直在学术象牙塔中。再者,目前我国的科学传播经验研究才刚起步,可以提供的理论指导不是很多,我也需要大量依赖美欧的研究,这就导致了我的认识会有很大局限性。

在承认这两点不足的基础上,我认为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核心的是三点,一个是真正把科学与需要科学的人结合在一起。果壳和松鼠会的大量读者是喜欢科学的;大量外围读者也许不关心科学,但关心特定科学议题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而且大量科学作者是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其他科学工作者。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要坚持,而且需要强调——成功的科学传播不一定能让不喜欢科学的人喜欢、让不关心科学的人关心、让与科学无关的人变得与科学有关,而是让喜欢科学的人更喜欢、关心科学的人更关心、与科学有关的人更加积极地利用科学。

第二点,很多人注意到,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通过很活泼的形式,让“科学动起来”。近年来官方科普也在越来越强调这一点。我当然不否认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这一成就。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因为活动的形式。我觉得这是因为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捕捉到社会对特定科学的特定需求,又提供了平台让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人(主要是科学作家,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包括艺术家)一展身手(实际上,提供这些产品的人同时也在协助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鉴别这些需求)。与此同时,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通过科学顾问等形式和谣言粉碎机等栏目树立了在相当程度上的权威性。很坦率地说,这两方面都是官方的科学传播机构不具备的。仅仅靠学习积极、生动、活泼的形式,是不够的。

第三点,作为果壳网的专栏作者,我能感受到这一平台的巨大互动能力和影响。但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和理论研究,我觉得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不是一个不同科学观点的交流平台,而是一个差异性观点的磨合平台。比如我文章的果壳网读者留言,很少有反对转基因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实,没有必要让自己承担弥补社会裂痕的职能。近十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基本上确认了互联网没有成为人们最初想象和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交流的工具。这一点对科学网络媒体也不例外。

上面这几点不像是给建议,更像是对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背书。但我想,科学研究(包括我从事的科学传播研究)并不一定要直接预测和指导人们未来的行为,特别是在缺乏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帮助人们理解现在的行为和肇因,并相应地优化这些行为,本身也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价值所在。“科学传播”这门科学,也包括在内。(编辑:Sol_阳阳)

历史上的其他争议技术或多或少会被部分主流科学家质疑。但是,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安全性得到了主流科学界近乎一致的肯定。尽管有些机构出言谨慎,但迄今为止没有一家正规科研机构认为有证据表明,经过商业审批的转基因品种不安全。

辨析科学传播专业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呢?首先,这种专业性应该体现在对证据的不懈追求上。追求证据毫无疑问是大部分调查性传播活动的原则,科学议题在这一点上则尤为重要。

 

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不论在揭示PM2.5的构成、展示雾霾的危害还是在探讨其肇因上,都列举了大量已发表的研究证据,,虽然瑕疵(诸如对抗霾对策)在所难免,但其主要结论仍然得到了在大量的质量较高的证据支持。

 

与之相比,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主要援引了一些未经同行评议发表的对转基因技术的指控。出于均衡的需要,该片也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马丁娜•纽威尔—麦格劳林(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遗憾的是,麦格劳林后来指出,自己的言论被“编辑”过,以及“被错误的翻译了”。

 

在采用科学证据方面,援引发表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后者代表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例如,《穹顶之下》中,柴静援引了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数据62064-4.pdf)
来说明雾霾的健康危害。其对雾霾构成、能源结构与雾霾关系的探讨等内容,虽然主要来自对科学家的直接采访,但其背后无不以大量的发表文献作为基础。例如,如果用PM2.5和Beijing两个主题词检索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立刻会得出数百篇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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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eb of Science;
检索日期:2015年3月3日

 

崔永元的调查也试图采访科学家,但其对转基因危害的一个主要指控来自西华盛顿大学的退休物理教授Nancy
Swanson,后者展示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这一点容后探讨)并没有经同行评议,也未被科学共同体认可。崔永元也采用了普渡大学退休教授Don
Huber认为转基因作物与不明植物病原体的出现有关,但这一发现同样没有发表文献作为支撑。

 

当然,反对转基因技术方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界已经被转基因利益集团所“绑架”,揭示转基因危害的研究受到打压。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无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或正规科研机构做出转基因有害的报告,其中包括在转基因技术上非常审慎的欧洲各国政府。利益并非一致的所有政府机构和科学家,串通一气来维护“转基因利益集团”的“谎言”——这个推断合理与否,读者可以自己思考。

 

实际上,尽管经常可以见到媒体揭露一些科学不端行为,但这并不等同于科学不再可信,也不表明科学共同体在整体上被腐化了。科学家个体难免利益纠葛,但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内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证其结论的无私性。以转基因领域为例,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固然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负责研究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家同样受到资助,他们有充分的动力来发现转基因的“害处”。而科研课题组之间的竞争,也会揭示那些试图造假蒙骗的研究。

 

回到崔永元与柴静的专题片中,专业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在于符合逻辑和推理地运用证据。例如,柴静出示的有关PM2.5来源的贡献因子的研究,可以成为片中所建议的治霾解决方案的合理证据基础,而崔永元在转基因调查中出示的美国转基因应用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则不能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证据。如崔永元展示的上述相关性曲线的同期,美国的有机食品种植量增速更大,有机食品与肿瘤发病的相关系数也很高,但我们同样不能就此得出肿瘤发病率增长是因为有机作物种植增加

 

科学传播的专业规范,还应该体现在一系列传播内容生产的流程上。柴静的脚本完成后,委托了公共卫生研究者、大气研究者、能源研究者、环保研究者和包括果壳网编辑在内的多名科普人士审阅,以确保证据及表述无误。与此相比,崔永元则对专业研究者展现出了十足的对抗性。例如,在其转基因调查报道发布几个月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认为该片专业性不足的表述,立刻遭到了崔永元的高调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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